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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 我們整裝出發! 法制日報社《法人》雜志總編輯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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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洪濤:刑辯律師是怎樣煉成的?

(毛洪濤)

2019年8月20日,全國優秀律師、全國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毛洪濤律師做客今日頭條財經頻道《對話法律人》微訪談,分享職業經歷與執業感悟。

在訪談中,毛洪濤律師分享了職業成長經歷、執業理念。在貴州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經歷成為毛律師職業生涯的轉折點,在冷靜思考后,毛律師在2017年開始“兩個轉型”,所在部門“刑事辯護部”轉型成為“刑事業務部”,不再局限于刑事辯護。作為“刑辯十人論壇”的聯合發起人,毛律師也訪談中也闡述了發起論壇的初衷,并分享了歷屆論壇的成果。此外,毛律師還分享了加強民營經濟法律保障的建議,以及刑民交叉領域案件的處理經驗。

您能否自我介紹一下執業以來的成長歷程?

我是1997年踏入律師行業,當時懷著仗劍天涯的理想情懷,一心想做一名專業的刑辯律師,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為人辯冤白謗、維護正義。從律師助理到執業律師,再到部門主任、合伙人,現為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黨總支書記、高級合伙人,一晃22年過去了,而我也從一名單純的刑辯律師逐漸轉變為綜合的爭議解決律師。2011年我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授予“全國優秀律師”榮譽稱號,2015年被評為ALB“中國十五佳訴訟律師”,現為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廉政法制研究會理事。

您在多年的執業生涯中,所秉持的執業理念是什么?有哪些印象比較深刻的案件?

我將我的執業理念總結為“專業、敬業、有良知、不諂媚、不嘩眾取寵”五個方面。律師是從事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專業是安身立命之根本;而敬業是指要發自內心地熱愛律師職業,忠誠于委托人,窮盡法律邊界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有良知,是指律師要始終秉持一顆良善之心,對事實負責,對法律負責,對當事人負責,對社會負責,努力向全社會播灑法治的陽光;不諂媚,是指要堅守律師職業道德,維護法律尊嚴,只服從事實和法律;不嘩眾取寵,是指律師不要“表演”,通過媒體發聲時應出于公心,且對委托人有利,正確發揮輿論的監督作用,絕不能進行惡意炒作,干擾司法公正。

印象較為深刻的案件有這樣三起:

一起是2006年代理的韓國人李某涉嫌詐騙案。李某是一位韓國來華的投資商,因融資糾紛,先后被指控合同詐騙罪、詐騙罪。因涉及境外因素,當時很多律師是不愿意代理此類案件的。家屬在幾近絕望的情況下找到了我們,我們經過充分研判發現本案實質上是屬于融資過程中的民事糾紛,于是依據事實、證據和法律,向辦案機關提供了充分、清晰的無罪辯護意見。最終,該案歷經一審有罪、二審發回重審,重審一審開庭后檢察院撤訴,再到作出不起訴決定,李某在被羈押三年多后被釋放。當時韓國駐青島總領事館領事親自前往律所表示感謝,韓國電視臺和《中國律師》雜志也都專門做過深入報道。改革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們律師也要積極爭作改革開放的助力者,依法維護外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共同打造法治營商環境。

第二件是2009年辦理的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犯罪嫌疑人徐某因犯故意殺人罪、侮辱尸體罪一審被判處死刑。我們接受山東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擔任徐某的二審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我們本著對被告人生命負責的態度,認認真真對全部案卷材料做了詳細的證據分析,數次去現場勘查,多次會見徐某,多次與主審法官當面溝通意見,數易其稿形成近萬字的辯護詞,指出一審定罪證據存在的矛盾與疑點,并提出對辯護人有利的法律意見。最終,二審法官采納了我們的辯護意見,在徐某及家屬無力對被害人近親屬賠償的情況下,改判死緩,刀下留人。徐某接到二審判決書時嚎啕大哭并下跪表示感謝。律師不僅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力量,更是法律援助的主體力量。辦理這個法律援助案件,讓我深感作為一名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積極為保障困難群眾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三件是我近期辦理的一起民營企業家涉嫌詐騙案。某地市級人大代表、當地知名民營企業家李某某因涉嫌詐騙罪,在被啟動人大代表罷免程序后跨省刑事拘留,但我們律師介入后發現這本是一起普通的民間借貸糾紛,李某某所在企業是依法接受債務清償,辦案機關屬于典型的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對于此種情況,我們律師敢辯真辯,每一環節都竭盡一切可能發聲,窮盡一切法律手段闡述委托人行為的無罪性。檢察院先是采納律師意見對李某某不批準逮捕,最終又做出了絕對不起訴決定。中央及最高司法機關一直強調要保護民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律師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力量,更應該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法律服務和法治保障,依法維護民營企業家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助力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您個人執業生涯的轉折點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改變了您?

我個人執業生涯的轉折點,其實是從2010-2011年在貴州完成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開始,這一年的時間讓我的腳步慢了下來,開始靜下心思考一些事情:刑事辯護律師要向何處去?再結合后來辦理徐翔系列案、e租寶案等,更讓我深刻意識到只懂刑辯、單打獨斗是不行的。經過對自己執業生涯及律師行業發展的冷靜思考,我在2017年底最終決定要做到“兩個轉型”。第一個轉型是業務轉型,從傳統的刑事辯護業務轉型為刑事辯護、刑事控告、刑事合規和刑民行交叉四位一體的大爭議解決業務;第二個轉型是團隊轉型,即從一個執業律師帶著兩三名助理辦案的單打獨斗形式,過渡到團隊協同、一專多能、跨地域合作的團隊作戰。

近期,第六屆“刑辯十人”論壇舉辦,研討涉刑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保護,您作為論壇發起人之一,發起論壇的初衷是什么?

“刑辯十人”論壇,是由楊礦生、許蘭亭、錢列陽、郝春莉、劉衛東、王兆峰、趙運恒、毛立新、朱勇輝和我本人共十位京城刑辯律師共同發起的,旨在共同研討刑事辯護的前沿和熱點問題,推進刑事辯護的專業化、規范化,倡導理性理智的刑辯文化,營造和諧共進的刑辯生態,為我國刑事辯護及刑事法治進步貢獻點滴力量。

至今,我們已經舉辦了六屆論壇,在業內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分別是2018年3月26日在尚權所舉辦的“監察法施行背景下的刑事辯護”,2018年5月26日在德恒所舉辦的“刑訴法修正草案研討”,2018年9月1日在京都所舉辦的“捕訴合一對刑事辯護的影響”,2018年11月3日在東衛所舉辦的“新形勢下會見難的司法現狀與律師訴訟權益保障”,2019年4月20日在政法大學舉辦的“掃黑除惡四個意見的解讀”,2019年8月9日在我們德和衡所舉辦的“涉刑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保護”。

2010年,您參加了“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動”,在您看來,基層的法律援助還存在哪些困難?這一年時間您有哪些沉淀和我們分享一下?

2010年6月24日至2011年7月,我作為司法部“1+1”中國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動的志愿律師,在貴州省普定縣完成了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工作。基層法律援助面臨很多特殊情況,比如基層群眾法律意識相對淡薄、鄰里糾紛往往涉及復雜的歷史遺留問題、當地特殊的風土民情等等,但給我最強烈沖擊的還是群眾對法律服務的極大需求,基層法律專業服務力量的極度貧困與基層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極其不相稱,比如整個普定縣,在我去之前,連一個律師都沒有。

基于這種現狀,我去了之后,針對性地作了三件事:一是倡議和組織服務于貴州省的7名志愿者律師組成了“1+1”中國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動駐貴州省律師援助團;二是通過專題講座和法律咨詢的形式積極開展法制宣傳,將法律知識送到門口、送到案頭;三是降低法律援助受理標準,擴大受援人覆蓋面。一年的時間我代理了幾十起訴訟案件,覆蓋未成年人、婦女、老年人、殘疾人、低保戶等各類經濟困難弱勢群體。

在普定完成了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讓我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那里的人們雖然生活還狠困難,但過得很快樂,這讓我意識到人生不能太過于功利,不能一直保持快節奏,要適當地放慢腳步。同時懂得了知足和感恩,收獲了很多名利所不能取代的東西,為后來迎接更富挑戰性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為什么您的團隊稱為爭議解決業務團隊而不稱為刑辯業務團隊?爭議解決業務與刑辯業務有什么區別?

我部門的名稱,經歷過幾次變化,這也與我個人的業務轉型密切相關。最開始叫“刑事辯護部”,專注于刑事辯護業務,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成功辦理了很多取得無罪及無罪效果的經典案例。但是我在辦案過程中逐漸發現,僅有刑事辯護是遠遠不夠的。涉嫌犯罪了需要辯護,如果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呢?對于企業客戶而言,最害怕的就是刑事風險,刑事律師如何提前介入未雨綢繆?基于這些想法,我們拓展了刑事控告、刑事合規及風險防控業務,我們部門的名稱也隨之改為“刑事業務部”,我覺得這樣更契合刑事業務的真正內涵。但隨著團隊越做越大,發現僅局限于刑事仍然不行,因為很多案件都是復雜的綜合性法律事務,遠非單純的刑事案件或者民事案件、行政案件,靠某一個業務門類的律師單打獨斗根本解決不了,必須綜合運用刑民行交叉手段、作為“一盤棋”統籌考慮,才能為客戶真正徹底解決糾紛,這就是爭議解決業務部的由來。

簡單來講,刑事辯護,是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辯護服務的傳統業務;而刑事業務,則不僅包括傳統的刑事辯護,還包括代理被害人的刑事控告,以及刑事合規及風險防控等刑事非訴業務。而爭議解決業務,則不僅包含所有刑事業務,還包括通過訴訟、仲裁、調解、控告等一系列法律手段解決刑民行交叉疑難復雜糾紛的業務門類。

近期,多個部門發文要求為民營經濟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您認為當前為民營企業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還應加強哪些方面的法律保障?

一是應當盡快出臺涉刑民事案件的實體判斷和程序銜接的司法解釋,對正在進行民事訴訟的案件移送作刑事立案處理實行雙重備案制度,一方面報送上一級人民法院備案審查,同時報送擬立案偵查機關的同一級人民檢察院備案審查,強化對民轉刑案件的立案監督。

二是應當強化追究對濫用刑事偵查和職務犯罪調查職權插手經濟糾紛的公職人員的法律責任,對類似情形構成違紀和瀆職犯罪的,嚴肅依法處理并追責。

三是應當從程序上強化對涉案財物采取強制措施的法律監督和救濟措施。嚴格規范對“違法所得”法定條件的把握,出臺不同類型案件違法所得認定的典型規范指引,嚴格禁止不符合違法所得認定標準財物的違法查扣凍;逐步建立查扣凍涉案財物的緊急處置措施和事前司法審查制度,將決定權和執行權一定程度上進行剝離。

四是加強對民營企業產權的平等保護措施,不以所有制形式差異而對市場主體作法律上的區別對待;加大對民營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探索以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為參照標準確定損害賠償的額度。

粗略統計,年內10余家上市公司的老板被抓,在您看來上市公司主要有哪些刑事風險?

我們團隊對上市公司及高管的刑事法律風險防控比較關注,進行過專門的研究,也辦理了多起上市公司高管或實際控制人涉嫌犯罪的案件,我們發現上市公司往往比較重視生產經營過程中的民商事法律風險,而對于刑事法律風險則容易忽視。上市公司及高管主要可能涉及七大類的刑事法律風險,第一類是企業融資類,比如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第二類是證券交易類,比如內幕交易、操縱證券、期貨市場、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等;第三類是安全生產類,比如重大責任事故、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等;第四類是知識產權類,比如侵犯商業秘密、假冒注冊商標等;第五類是稅務征繳類,比如逃稅、騙取出口退稅及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第六類是對外貿易類,主要是走私;第七類是職務腐敗類,比如職務侵占、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等。

當前刑民交叉的案件越來越多,在處理這方面案件時,您有什么經驗分享?

刑民交叉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或者民事案件,它涉及的法律關系往往更為疑難復雜,且刑事和民事法律關系相互交織,需要綜合運用刑民交叉手段來妥善解決爭議。要想更好地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我覺得有以下四點應當注意:

第一,處理刑民交叉案件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對復雜的刑民交叉案件的發展方向和應對措施進行科學統籌,理性對待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不同的價值取向及其內在統一性,避免案件方向偏離正確軌道以及應對措施相互沖突。

第二,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科學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分時處理問題,或者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或者刑民并進,依案件具體情況而定。

第三,律師參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尤其要注意抓好不同辦案機關的協調,科學把握不同案件對證據材料的采信標準,努力說服辦案機關對委托人依法作出有利處理。

第四,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在面臨刑民行交叉法律風險時,要盡早委托有實力的綜合性爭議解決業務團隊參與處理,時間越早一步,主動性就更強一步,也就能夠更好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

編輯:張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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