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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壯麗70年·奮斗新時代” 我們整裝出發! 法制日報社《法人》雜志總編輯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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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興邦 ▏2005年版公司法制度創新回顧

◎文 《法人》特約撰稿 劉俊海

在公司法的幾輪修訂中,筆者認為2005年版最有代表性,修改幅度也最大。回顧2005年公司法的制度創新,對于推動以一輪公司法的修改具有值得的現實意義,也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公司法人性理論的創新

2005年版公司法中,公司法人性理論的創新表現之一是,在第20條第3款引進了揭開公司面紗制度,承認了公司法人性的法定例外情形,從而使得公司的法人性與股東有限責任待遇不再絕對。

表現之二是,刪除了1993年公司法第4條第3款“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于國家”的規定,既有助于公司的法人財產權更趨完整,又有助于將國家股東的權利與其他股東的權利一樣統一界定為股權而非物權,還有助于避免國家獨資或控股公司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法律風險。

以上兩大修改標志著我國公司法對公司的法人性認識的理性與成熟。

公司社團性理論的創新

傳統公司法篤信公司的社團性,強調公司的股東為2人以上。我國1993年版公司法步其后塵,亦步亦趨,在第20條強調有限責任公司由2個以上50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設立。公司法的社團性理論直接壓抑了一人公司的成長,致使實質意義上的一人公司遍地開花,徒增名義股東的道德風險與法官的裁判風險。

2005年版公司法在第24條果斷地刪除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2人下限,致使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制度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與我國傳統文化中鼓勵單打獨斗的文化基因也是一拍即合。

2005年版公司法對社團性理論的突破仍有局限性。筆者曾建議立法者將一人公司制度引入股份公司領域,承認一人股份公司,并建議酌情提高有限責任公司的50人上限。遺憾的是,由于此次公司法修改帶有階段性與漸進式的特點,一人股份公司制度沒有引進,有限責任公司的50人股東上限依然保留,只能留待下一次改革補闕。

公司營利性理論的創新

人們在打保齡球時,從正面只能看到7只瓶子。殊不知,7只瓶子背后還隱藏著3只瓶子。同樣,傳統的公司法教科書在談及公司的營利性時,往往只關注公司的營利性,只注意公司作為商事主體的法律地位。殊不知,公司的營利性背后還站著兩類主體的營利性:股東的營利性與公司高管的營利性。

股東與高管都是商人、商主體,都具有逐利性。立法者在修改公司法時注意到了股東的營利性,體恤到股東追求投資回報之不易,旗幟鮮明地在第75條第1項將公司連續5年賺錢、連續5年具備分紅條件、連續5年不分紅作為股東的法定退股事由。倘若立法者沒有認識到股東的營利性,也就不會有此進步。

但立法者在深化公司營利性的認識時仍有局限:一是無規定長期受壓抑的小股東請求法院強制公司適度分紅的權利;二是在第6章規定公司高管的約束機制的同時,沒有同步規定公司高管的利益激勵機制,致使高管的權力、權利、收益與義務、責任、風險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陰陽失衡的現象,尤其是內部人控制現象,公司高管的道德風險與法律風險屢禁不絕。

公司自治性理論的創新

公司雖冠以“公”字,但絕非公法主體,而系私法主體,天然需要弘揚公司自治與股東自治精神。基于“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樸素道理,立法者相信公司和股東的智慧和自律自治能力,擴張了公司自治空間,尊重股東自治、股東自由、股東民主和股權,大幅減少了行政權和國家意志對公司運轉的不必要干預。2005年版公司法已經開始意識到市場智慧多于政府智慧,商人智慧多于立法者智慧的客觀現實。

公司章程作為充分體現公司自治的法律文件,堪稱公司生活中的“憲法”。公司法鼓勵公司自治,允許公司章程在綜合考量公司文化和投資者投資性格的基礎上,量體裁衣設計個性化條款。在實踐中,某些地方的公司登記機關要求發起人購買公司登記機關印制的公司章程范本;而且把公司章程變成了“填空題”,不允許公司在公司章程范本之外自行設計公司章程條款。一些公司和律師也滿足于做“填空題”。

為鼓勵公司自治,應允許公司章程和股東協議在不違反公司法中的強制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和公司本質的前提下,自由規范公司內部關系。建議公司登記機關開發出實用價值與創新精神并重的系列公司章程范本。證監會也應及時更新《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目前許多公司章程都是以1993年版公司法為藍本制定的,而2005年版公司法徹底修改和顛覆了舊公司法的許多制度設計,因此公司章程改版和升級已經成為每家公司尤其是公司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

公司與股東的自治性理論雖然在公司法中已經淋漓盡致地充分展現,但仍有不少盲點需要克服。立法者對雙重股權架構、對賭條款以及公司承包協議的合法性未置可否。筆者認為,公司的自治性理論對指導未來公司法改革、提高公司立法的質量具有永不磨滅的理論指導作用。

公司資合性理論的創新

立法者在堅守鼓勵投資興業與維護交易安全的雙重底線的基礎上,披荊斬棘地改革了形而上學的傳統資本制度,大幅降低了法定最低注冊資本,慷慨地允許股東分期繳納出資,空前擴大股東出資方式的多元化。

如何認識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與資合性之間的關系,曾是一個長期困擾立法者與法官的老大難問題。實踐中有法院認為,在自然人股東死亡時,倘若公司章程未作規定,繼承人不能自動繼承股東資格。繼承人要繼承股東資格必須參酌股東向第三人轉讓股權,獲得其他股東過半數之同意。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堅守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殊不知,有限責任公司既具有人合性,也具有資合性。而且,公司人合性之有無、之濃淡更要取決于公司章程與股東協議的自治條款。

2005年版公司法破除了傳統理論對有限責任公司人合性理論的盲從、盲信,將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回歸公司自治與股東自治。2005年版公司法第76條規定,“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可以繼承股東資格;但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2005年版公司法第72條在第2款與第3款規定股東向第三人轉讓股權時其他股東享有同意權與優先購買權的同時,又在第4款規定,“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如果說其他股東享有同意權與優先購買權的規定顧及了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那么公司章程的相反規定照顧到了有限責任公司的資合性。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

公司社會責任制度的確立

那么2005年版公司法在堅持與發展公司營利性理論的同時,為體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在第5條要求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2005年版公司法不僅將強化公司社會責任理念列入總則條款,而且在分則中設計了一套充分強化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制度。例如,2005年版公司法進一步完善了職工董事制度與職工監事制度。2005年版公司法第143條雖然原則禁止公司回購自己股份,但例外允許公司為將股份獎勵給本公司職工而回購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的5%的股份。為保護職工在公司解散的情況下獲得適當的保護,2005年版公司法第187條第2款要求公司在繳納所欠稅款之前,除了支付職工工資,還要支付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

公司社會責任理論不僅是強制性、倡導性的法律規定,對統率公司法分則規定、指導法官和律師解釋公司法、指導股東和其他公司法律關系當事人開展投資和決策活動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公司法確認社會責任理論不僅是我國公司法改革的一大進步,而且在國際公司法舞臺上也是一項盛況空前的先進立法舉措。

投資興業的鼓勵

由于立法者對20世紀80年代的“皮包公司”熱引發的債權債務秩序紊亂后果記憶猶新,1993年公司法對投資者投資興業規定了近乎嚴苛的門檻: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尤其是較高的最低注冊資本制度;嚴格限定的狹窄出資形式;嚴格限定的智慧成果出資上限;禁止定向募集設立股份公司;較高的公司上市門檻;嚴厲的公司轉投資限制。

總體而言,立法者對投資興業采取了重安全、輕效率的立法理念。為鼓勵投資,2005年版公司法大幅下調了股份公司與有限責任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門檻;允許股東和發起人分期繳納出資;鼓勵股東出資形式多元化,允許所有權、他物權、股權、債權、知識產權等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廢除了轉投資限制;允許以定向募集方式設立股份公司;大幅下調公司上市門檻;允許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改革采取一人公司形式;取消了省級人民政府對股份公司設立的行政審批。在以上鼓勵投資措施的作用下,中國成為世界公司第一大國指日可待。

公司治理制度的優化

如果說1993年公司法相對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來說,是中國公司治理制度的第一次革命,2005年版公司法推出的公司治理制度改革可稱為我國公司治理制度的第二次革命。2005年版公司法剝奪了董事長的決策權;保留了董事長的四項職權;倘若董事長怠于履行上述職權,副董事長或者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的一名董事可自動代行董事長職責,而無須董事長的授權或者指定;董事長不再是公司當然的法定代表人。針對現實生活中監事會監督乏力的現象,2005年版公司法還強化了監事會的監督職權,完善了監事會的監督手段,賦予了監事會的彈劾權、股東會的召集權與主持權、提案權、訴權、簽單權,完善了職工監事制度。由于2005年版公司法第22條授權股東對內容和程序違法的股東會與董事會決議提起訴訟,“程序嚴謹、內容合法”將成為每一家公司規范股東會和董事會運作的八字方針。上述改革有望提高股東會和董事會的決策質量,強化監事會的監督職能,從根本上提高公司的治理水準,實現公司和全體股東利益的最大化。

2005年版公司法可訴性的增強

立法者根據“立法宜細不宜粗”的基本要求,增強了2005年版公司法的可操作性和可訴性,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舊公司法“遙看草色近卻無”的缺憾。2005年版公司法妥善處理了實體法律規范與程序法律規范的相互關系。

從規范構成角度看,2005年版公司法在強化實體法律規范的基礎上,也豐富和發展了程序法律規范,對妨礙公司訴訟的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中的法律規范進行了必要的創新與變革。

2005年版公司法還在許多重大制度創新方面預先規定了粗線條的基本法律制度,并為日后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公司法司法解釋和法官、仲裁員行使自由裁量權預留了“制度接口”。“制度接口”對密切銜接法律和司法解釋之間的法律適用關系,確保公司法律制度的完整性、統一性具有重大意義。公司法雖然不是百科全書,不能事無巨細、網羅無遺,但必將成為公司法律關系各方當事人的北斗星和導航器,具有方向指引的功能。

公司法現代化永遠在路上

中國公司法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公司法。公司法的繁榮發展又反過來保障與推動了改革開放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實踐再次證明,先進的制度設計就是生產力。公司法的修改永無止境,不可能一蹴而就。

公司法的體系博大精深,與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密切相關,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由于修改時間倉促,2018年之前的公司法修改帶有階段性修改、中度修改的特點,存在美中不足。

公司法的修改永無止境。為推進我國公司法現代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于2019年5月7日成立公司法修改領導小組、咨詢小組與工作小組,啟動了公司法修改的研究程序。筆者有幸獲聘咨詢專家。

要強國必先富民。要增強我國經濟全球競爭力,必先提高我國公司法的國際競爭力。為加強產權保護工作,弘揚企業家精神,助推實體經濟發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善制度供給結構,提高制度供給質量,打造投資者及利益相關者友好型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筆者建議,公司法修改應當遵循以下立法理念:歸零思考,全面修改;尊重自治,鼓勵創新;精準修法,可訴可裁;瞻前顧后,左顧右盼;聯動修改,同步推進;問題導向,靶向施治;開門立法、民主立法:海納百川,內外一致。

建議立法者和公司法學界深入做好公司法實施效果的評估工作,以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發現漏洞;同時還應深入研究與大膽借鑒國外先進立法例、判例與學說,做到中法為體,洋為中用。(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責編 呂斌 美編 劉曉瑩)

編輯:張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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