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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興邦 ▏婚姻法的四次大討論

◎文 《法人》特約撰稿 張柄堯

2018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徹底改變了原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中,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配偶所負之債,不知情配偶也需承擔的“推定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報告顯示,僅2016年以來,收到公民提出的針對該條司法解釋的審查建議就有近千件。相關部門負責人甚至用“每天像雪片一樣”來形容民眾呼聲之大。由于婚姻法事關每一個家庭,立法上的點滴變化,都有可能掀起海量關注。如果站在歷史宏觀角度看待,這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圍繞婚姻法所形成的第四次討論,而這種討論的出現,也是時代發展的一種必然。將之前的大討論一一予以梳理不難發現,每一次討論的焦點均不相同。而這種討論焦點上的差異,則折射出了時代發展對立法進步上的呼喚。而這種立法過程中的全民大討論更是立法民主化的一種映射。

第一次討論:婚姻自由

1950年5月,新中國成立剛半年,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即頒布實施,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所頒布的第一部法律,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婚姻法在整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當中的獨特地位,即所謂“家齊”才能“國治”并“天下安”。1950年的婚姻法具有明顯的反封建特征。除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則外,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等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內容也被納入其中。限于當時的歷史、技術等條件,共和國首部婚姻法引發的討論,只能在立法者內部發生。其中爭議最大的一點是離婚自由。

1950年婚姻法第十七條明確:“男女雙方自愿離婚的,準予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準予離婚。”將首部婚姻法與現行的婚姻法相比不難發現,首部婚姻法對于離婚條件的要求,甚至比現在還要低,即只要一方堅決離婚,就能離婚。而現在,對于一方堅決離婚,另外一方不愿離婚的,裁判權往往掌握在法院手上。如果法院確認夫妻感情還沒有破裂,一般不會判離。此前江西德安縣甚至出現過夫妻雙方在法庭上均同意離婚,但法院認為雙方感情仍有修復可能,不同意離婚。對于這一條,部分立法者擔心,離婚太自由了不利于社會穩定。而鄧穎超等婦聯干部則態度鮮明,并竭力主張寫上“一方堅持離婚可以離婚”,原因在于此前婦聯在社會調研中發現,當時中國社會最受壓迫的是婦女。早婚、老少婚、買賣婚是普遍現象,而婦女要求離婚,往往不被允許,“在這種情況下,立法必須從最大多數婦女利益出發。”最終,1950年婚姻法頒布后,在迎來婚姻自由的同時,也迎來了新中國首次離婚高潮。而提出離婚者中主要以婦女為主,理由大多為不滿包辦婚姻或不堪丈夫、公婆虐待。

第二次討論:婚姻和感情

“文革”浩劫過后,中華大地百廢待興。1980年婚姻法迎來了大修,此即共和國第二部婚姻法。和第一部婚姻法相比,第二部婚姻法依稀已有公共大討論的雛形。除了婚姻法的大修,1980年還有一件有關婚姻的公共事件,即一位名叫遇羅錦(曾因在“文革”中提出《出生論》而被判死刑的遇羅克的姐姐)的人因在《民主與法制》雜志發表了《我為什么要離婚》一文后引發了全民大討論。在這篇文章中,遇羅錦主要闡述,維系婚姻夫妻間需要在志趣、愛好上相投,簡而言之就是要有感情。

這種不言自明的東西在當時不啻石破天驚,因為在當時,甚至連愛情都還被認為是屬于資產階級世界的東西。當然,現在的婚姻法已經把夫妻感情是否已經破裂作為法院考量兩人是否應該離婚的最重要標準。在重新樹立起感情標準后,另外一個略顯尷尬的問題是,感情只會存在于內心世界,也不具體。如何以證據的方式去證明一個抽象的東西,這仍是當前具體司法實踐中不得不面對的難題。當然,遇羅錦所掀起的大討論僅僅掀起了漣漪。1980年婚姻法最大的爭議點在于如何確立男女適齡婚齡。1950年婚姻法明確,男子20周歲、女子18周歲即可結婚。但“文革”期間,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機械使用,各地搞晚婚晚育“大躍進”,有些地方甚至明確,男女雙方需在25周歲以后才允許結婚,以至于當時竟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未婚先孕、人工流產潮流,給當事人造成極大痛苦。最終,1980年婚姻法明確,男子22周歲、女子20周歲即可登記結婚。

第三次討論:

是否該懲戒“第三者”

2001年婚姻法最終掀起了全民大討論高潮。鑒于新時期“第三者”插足、“包二奶”現象嚴重等問題,是否應該以立法的方式對“第三者”予以懲戒,民間和專家認識存在顯著差異。和過去相異的是,除法律專家外,包括李銀河、潘綏銘等社會學家也被深度卷入,這似乎再一次說明,婚姻法不光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社會學家們對公眾試圖通過立法對“第三者”予以制裁的呼吁保持了警惕,并同時對立法中抬高了離婚難度也表達了不滿。在社會學家們看來,婚姻自由包括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離婚率的高低與社會穩定性之間無必然聯系。最終,部分公眾所期待的制裁第三者并未在2001年的婚姻法中出現,但在類似于無過錯方可以請求損害賠償等條款,又可以隱隱約約看到法律的某種指引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1年1月,全國人大即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向社會公布,征求全民意見,最終,單全國人大法工委收到的來信即達數千封,有些人除了逐字逐條提修改意見外,更是不遠千里,專程趕到北京面呈觀點??毫無疑問,這是一次全民共同參與的修法行為。

第四次討論:

從人身屬性到財產安全

雖然婚姻法兼具了人身和財產兩種屬性,但此前三次討論的重心,還在人身屬性上,而這一次因“24條”所引發的大討論,則將關注焦點轉移到了夫妻共同債務這個問題上。

由于民法上有積極財產和消極財產之分,如果以更宏觀的視野來考察,夫妻共債問題,實質不過是夫妻財產爭議的一個延續。2001年婚姻法對于夫妻一方的財產約定中明確,包括一方的婚前財產等,不會因婚姻關系的建立而產生混同。夫妻之間的共同財產,僅限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各方所取得的工資、獎金、經營性收益等。這樣的立法精神也被此后有關婚姻法的多個司法解釋所承繼。

從大歷史視野來看,在夫妻共同財產問題上,積極財產和消極財產,在價值追求上是分裂的。積極財產上,法律傾向于追求個體的獨立。消極財產上卻將夫妻越綁越緊。這在現實中的映射就是,普通家庭的女子嫁入豪門不再是一個令人艷羨的事情。因為一旦婚姻破碎,試圖通過婚姻改變處境的一方可能不但分不到多少財產,相反,一旦對方出現經營異常,還有可能為此承擔巨額的連帶之債。這樣的情形,在生活中早已屢見不鮮。

最終,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消極財產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更趨合理的修訂,即夫妻雙方共同簽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認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負的債務,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但是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正如反封建還是1950年婚姻法的使命一樣,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了當下,婚姻法中的人身性問題,已被此前廣泛討論,并大多已得到了解決,而婚姻法中的財產性問題則暴露出來。雖然每個人都期待甜美的愛情、幸福的家庭,但法律以更明確的方式對婚姻中的財產性予以規定,這恰恰能夠建立起更好的愛情觀、家庭觀。

不少人覺得,有關修改“24條” 的呼聲,是在近年突然冒出來的,這是一種缺乏婚姻史觀的認知。如果站在大歷史視野中考察,這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討論,也是繞不開的問題。(作者系四川有同律師事務所律師)(責編 王茜 美編 劉曉瑩)

編輯:張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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